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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队里的杀猪年味
韦芳春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、计划经济主导的年代,生产队在大队的领导下,不仅承担着组织农业生产、分配劳动成果的重任,同时,也将每个家庭和每个个体紧紧相连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,生产队集体养有猪,每年老历十二月廿七就给社员放假了。杀猪过年,是生产队年末的一项重要活动,这不仅仅是对社员一年辛勤劳动的犒赏,更是集体生活中难得的“狂欢盛宴”。杀猪过年的温馨场景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在我们大乐双告村有首童谣在流传,每年进入老历十二月,老人家就教我们吟诵:廿七杀猪打鱼,廿八杀鸡宰鸭,廿九酿坛米酒。在那个年代,进入老历十二月廿七,生产队就给社员放假,安排部分社员开始杀猪,放鱼塘水打鱼了。当年,我年纪还小,父亲是生产队队长。但每年生产队的杀猪过年,我都跟随父亲前去旁观。天还未大亮,父亲就起床到生产队的养猪房和大家一起洗锅头烧水准备杀猪。有的人磨刀、有的人挑水、有的人劈柴火……猪房的木门被推开,五六头身上用油漆编号的猪被赶到外院,它们哼哼着,似乎在寻找食物。四叔是村里的杀猪能手,手里拿着一把铁钩针,朝着编号的猪下巴一钩就拉到晒谷场,猪就“嗷嗷”大叫。随后有三四个男丁上前,有的抓猪耳朵,有的人抓猪尾巴,有的拿绳子捆猪的脚。随后大家把猪抬到准备好的四脚板凳上,大家齐心协力按住猪。这时候,四叔拿着尖刀对猪的下巴用力一刺,猪血就随抽刀的瞬间喷射出来。女人们拿盆去接猪血,不到十分钟,猪就全身软了。烫猪毛的水是在晒谷场提前烧好的,大铁锅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。猪被大家抬上大铁锅上的木板,滚水一浇,白汽“轰”地炸开,混着猪粪的臭味,熏得人直往后退。四叔却毫不在意,他用铁铲熟练地刮着猪毛,边刮边喊:“加把火!毛不烫透,刮不干净,肉皮都臊,白瞎了这好猪!”他的声音在白汽中回荡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展开剩余60%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,每一头猪都是集体经济的宝贝,从春到冬,生产队安排人专门照料,精心喂养十几头猪,一年下来,生产队除完成拿去给国家分配(大乐食品站)的任务外,剩余的就留待农忙“双抢”和年底宰杀,让全队人都能沾沾荤腥。
大家拿刀把猪毛刮干净后,便开膛、清洗,分割骨肉。接下来最热闹的就是分肉的时刻。
会计老韦搬来一杆大秤,秤砣是铁的,沉得压手,秤杆上刻着岁月的痕迹,仿佛在诉说着无数个分肉的故事。他把整扇猪肉挂在秤钩上,眯着眼,仔细地看着秤杆:“一百八十斤!”人群里“嗡”地炸开了锅。“哎呦,这猪养得够大够肥了!”“今年杀两头猪,比去年多杀一头,过一个肥年!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
肉和骨头分开,按人头分配。队里两百口人,每家能分到一斤。老韦拿着粉笔在黑板写上:张三家,四口人,八斤;李四家,五口人,十斤……孩子们攥着父母的衣角,眼巴巴地盯着秤杆,生怕少分一两——那一两肉,可能是明天的荤菜,是后天的油水,是寒冬里最踏实的温暖,是能让一家人笑出声的宝贝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一点点的荤腥,就是生活的希望,就是幸福的源泉。生产队的分配制度虽严格,但在杀年猪这件事上,却充满了人情味,让每一个社员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与关怀。
分到肉的人家,像得了宝贝似的,有的人不愿要瘦猪肉,偏爱肥肉,肥肉好炼油煮菜。四婶是位细心的人,她分得肉后用草绳把肉捆好,小心翼翼地挂在屋梁上——怕猫叼,怕狗啃,更怕自己忍不住半夜割一块下来炒了。她摸着肉,喃喃自语:“这肉得留着过年才吃,平时舍不得。”可转念一想,又笑了自言自语:“算了,今晚先炖点骨头,让孩子解解馋,半年没见荤腥了。”她的眼神里,既有对生活的节俭,又有对孩子的疼爱,那是一种最朴实、最真挚的情感。在那个年代,母亲的爱往往藏在这些细微之处,一块肉,一碗汤,都是对子女深深的牵挂与呵护。
如今,超市里的猪肉整扇整扇地挂着,包装得干干净净国家认可的配资平台,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口肉,是掺着汗水的,是带着温度的,是全队人守了半年、盼了半年的“集体狂欢”——从喂猪的糠,到杀猪的刀;从分肉的秤,到炖肉的锅,每一步都刻着“共同”二字,刻着那个年代最朴实的温暖与亲情。那头猪,不只是肉,它是生产队里的"共同财产",是寒冬里的"温暖希望",是那个年代最朴实的“公平”象征——无论贫富,每家都能分到一份,谁也不多,谁也不少,像阳光一样均匀地洒在每个人身上,照亮了那个物质匮乏却充满温情的年代。那口肉,吃进嘴里,暖的是胃,甜的是心。它让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有了最滚烫的年味,有了最踏实的幸福,有了最温暖的记忆。那些记忆,如同陈年的老酒,越品越香,越久越醇,永远珍藏在人们的心里,成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而生产队的历史,也如同一幅厚重的画卷,记录着那个时代的艰辛与奋斗,也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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